秋风｜我们今天正处在一个美好时代的开端
本文系秋风老师2020年5月4日在辛庄师范网络学院“辛太学”品牌发布系列直播中讲座整理稿。
两支力量的
分歧与第一次结合
上面我们简单讲述了五四运动生发出的两支力量，他们都是复兴中国文明的力量，一个从政治上重建秩序，另一个从思想上重建秩序。但历史不是线性的，这两支力量是分开形成的，其关系非常复杂，甚至大多数时间是冲突，经历了分分合合、恩恩怨怨。
先来看新儒家这边。实际上，老一辈现代新儒家都是社会主义者，这就是我们谓其为五四运动的孩子的主要理由，五四运动推动了社会主义的传播。比如张君劢第一个翻译了苏俄新宪法。可见，新儒家从一开始就注意到了苏俄革命及其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
张君劢毕生都是社会主义者，因为他的基本政治立场是反帝国主义，英美就是帝国主义，这条路走不通了，大家开始寻找西方内部的反对者，很多人就转向了苏俄。实际上，梁漱溟、熊十力、钱穆、贺麟、冯友兰等人现代新儒家早期代表人物都是偏向社会主义的。
但是，现代新儒家不喜欢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不喜欢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像梁漱溟先生和毛泽东在50年代初的争论，要点却在这里。不仅仅新儒家，孙中山当初学苏俄，只学了一半，为什么？也是因为他不喜欢阶级斗争学说。
阶级斗争跟中国传统的“以和为贵”观念相冲突，因而，现代新儒家普遍反对阶级分析、阶级斗争学说，当然也反对暴力革命。同时，中共学习马列思想，也是现代新儒家不能接受的，认为这是偏离中国文化。
但老一代新儒家还是能够坚持反帝初心，因而对中共的有些观念虽然不接受，但终究还是能够从大局着眼，肯定大一统之功，因而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留在大陆。
至于港台新儒学，则对中共就基本上是全盘否定了，之所以是港台新儒学，就是因为1949年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他们选择了政治流亡。可是，在冷战的环境中，他们其实不能不做出选择：反苏，不能不亲美；反马克思主义，不能不转向自由主义。所以港台新儒学就成了自由主义的附庸。
我前几年跟像港台新儒学的代表人物李明辉争论，起因就是，大陆兴起的政治儒学大部分对自由主义持反思或批判态度，以李明辉为代表的港台新儒学恰恰是自由主义者，在政治上完全是自由主义的。所以，其实有两个现代新儒家，以1949年为断裂线，老一辈大部分肯定中共，因为他们知道帝国主义的危害，知道大一统的重要性，据此他们肯定中共的历史意义。
港台新儒学骨子里是政治自由主义。而今大浪淘沙，你就会看到，老一代的学问仍然有价值，至于港台新儒学，在内地学院哲学系红火过一阵子，而后则在慢慢消退，因为自由主义政治倾向让其无法抓住儒学的根本，其理论构造也终究无所成就。自由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差异太大了。比如，它厌恶变，所以福山讲“历史终结论”，西方思想关心的是结构；可中国思想的关键就在于变，关心历史。要把这两者融合在一起，困难很大。
我们再来看另一边，中国共产党，也曾经长期激烈地反传统。陈独秀本来就是反传统起家的，他又参与创建了共产党。后来还有一个因素，使中共无视甚至反对中国文化传统。共产国际指导成立中共，中共早期领导人由共产国际指派，听命于共产国际，间接地听命于苏联。这些领导人是所谓“国际派”，完全倒向苏联，甚至喊出过“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这当然是新儒家、也是当时国内大多数人所无法接受的。
因此，同样有复兴中国文明之志的两支力量，在很长时间处在相反对的位置上。但这两者也是有过结合，且已有两次，一次是延安时代，另一次正在发生中。
第一次结合在延安时代，这儿就必须要说到毛泽东了，把中国文化和共产党结合在一起的就是毛泽东。我们刚才讲到中共早期领导人都是国际派，毛却是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者。国际派那些领导人都在上海，他们学习苏俄的革命路线，在大城市发动工人阶级大罢工。结果当然是失败。
毛泽东却学习古代的农民起义，在井冈山中打游击。上海的国际派骂毛泽东是山沟沟的马克思主义，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但其实是上海这帮人不懂马克思主义，他们是教条主义者，遭遇一次又一次失败后，不得不跑到毛泽东进行武装割据的山沟沟里。到了山沟沟以后，还是挟共产国际以令诸侯，排挤毛泽东，又遭遇失败，被迫进行长征。出发时大概有15万人马，到了贵州境内只剩下3万多人。
理论永远战胜不了现实，就跟我们正在经历的是一样。你的理论说得再好听，总是死人，理论就讲不下去了。那帮国际派只好把军事领导权交给毛泽东。遵义会议在党史上很重要，毛泽东重新拿回了军事领导权，但还是没有党的领导权。
所以在这之后，毛泽东和这帮教条主义者继续斗争，一直延续到延安整风，到1945年才算结束。从1935年到1945年，又斗争了10年，才打败教条主义。可见这股力量是多么强大。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引导中共的理论视野转回中国，认真研究中国问题。
抗日战争的爆发对毛泽东的思想努力，也起了很大推动作用。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民族矛盾就成了主要矛盾。国际派始终要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这时候，民族矛盾才是最大的社会矛盾，共产党不能不转型。在转型过程中，中共就不得不认真对待自身的民族文化传统。在此转型过程中，陈伯达发挥了很大作用。毛泽东也认真思考如何从理论上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在这之前，他主要是推动军事理论、革命理论的中国化，现在则上升到哲学高度。
于是，毛泽东就写了《矛盾论》《实践论》，试图用中国哲学来解释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这些两者融合在一起去。其中有很重大的理论创新。照我看来，现代新儒学搞了这么多年，也没搞出一个达到这个水平的作品。
还有些人试图结合自由主义与儒家思想，也没什么结果，大约因为，自由主义和儒学结合的难度要远远大于马克思主义和儒学结合的难度，中国传统思想强调变化，马克思主义也是强调变化，这两者其实是相通的，自由主义却不然，因而难以结合。
总之，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中国实际，与中国思想相结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在中共历史上是一个转折性事件。因为在之前，世界各国共产党没有一个提出了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此前，中共也没有，完全照搬苏俄理论，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
中共在毛泽东领导下，却搞出了自己的一套思想体系，表明了中共在思想上、政治上的独立自主。斯大林、苏联当然很不高兴。中共把毛泽东的提法通报给苏联，苏联人根本不吱声，中国马上就明白了，人家不喜欢。
苏联的文件中从来没有提及过毛泽东思想这个词。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共也基本上不提毛泽东思想，因为这个时候不能不寻求苏联的援助。我们要从世界历史脉络中理解毛泽东思想的重大意义。中共提出这个概念，标志着中共在思想上、政治上的独立自主。
至此我们可以完整地说，“五四运动”是中国人在精神上的第一次独立，毛泽东思想的提出是中国人在精神上的第二次独立；“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人对西方文明在精神上的独立，毛泽东思想的提出标志着中国人相对于苏俄思想和制度的独立。毛泽东思想提出之后，中国人对于整个外部世界取得了完全的精神独立。
这两次思想独立发生在世界体系中。所以，其前提是以中国为主体，吸收外部思想和制度资源。为什么要吸收？因为我们现在要解决的问题不是中国内生的，而是外部世界带来的。但这也意味，外来思想和制度是享有优势的。
在这种情况下，保持独立自主是至关重要的，当然也是很难的。接受中国文化是至关重要的，同样是很难的。因为，至少从表面上看起来中国思想和社会传统是障碍。因此，复兴中国文明的两支力量的结合是很难的。所以，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传统继续遭到忽视，“文化大革命”中更是遭到空前破坏。
尽管如此，中国文化的种子还在，所以我们现在处在复兴中国文明的两种力量的第二次结合之中。
复兴中国文明的
两支力量的第二次结合
80年代开始了复兴中国文明的两支力量的第二次结合，当时还是比较自发的，党政国家放松了对社会的全面控制，传统的价值制度和社会组织得以悄然恢复，在南方特别明显。浙江、广东这些地方的宗族有所恢复，在社会治理中发挥作用。
由此在当地社会，有两种力量同时发挥作用，一方面是党政国家的控制体系，另一方面是传统的价值观、社会组织，可以说，这些地方有一个强政府，又有一个强社会，同时依靠这两者，中国得以实现工业化，初步实现了富强。
实现工业化，一方面靠人民群众的劳动创造，但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政治力量保证国家的独立自主，你光勤劳没用，中国人在19世纪中期、20世纪前期也很勤劳，但日子却越过越差。所以，国家的状态从根本上决定每个人的生存状态，尤其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在工业化的过程中。
生活在帝国主义居于支配地位的世界体系中，国家能不能独立自主，能不能坚定地推进工业化，将决定每个人生存得好还是坏。这次的疫情也证明了这一点，你生活在不同的国家，你碰上死亡的概率就完全不一样。瑞典这个国家的老百姓死亡的概率比中国高一百倍。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强有力的国家是中国实现工业化的政治保障。
当然，中国文化除了在基层社会复兴之外，也在思想学术领域复兴了。所谓的国学，最重要的是儒学研究开始繁荣了。我们自觉地接上了现代新儒学的传统。比如，我专门研究过张君劢，有人接续梁漱溟的传统，还有人接续和发展港台新儒学。可以说，过去几十年来，中国思想学术界的最大成就，就是儒学的恢复和发展。
也正是思想学术界的儒学化，传统在民间社会的复兴，推动当今中共和国家领导人全面地肯定儒家思想，肯定孔子，这就有了复兴中国的两种力量的第二次结合。中国共产党是从“五四运动”兴起的从政治上从头重建秩序的力量；现代新儒学是从“五四运动”中兴起的从思想上重建秩序的力量。中间经过分分合合，延安时代有第一次结合，现在正在进行第二次结合，这个过程还要持续一段时间，现在尚处在中间阶段。
这样的结合将有可能解决中国所面临的“千年难题”。这个“千年难题”，一言以蔽之曰，我们有道德，却缺乏力量。宋朝的文明程度那么高，但没有经受住蒙古铁骑的冲击，文明就被“灭亡”了。尚不能说“崖山之后无中国”，这是日本人故意诋毁中国的，不可信。但我们的文明确实经历了很严重的倒退。
所以，一个文明要保持生命力，必须有力量。但明朝没有建立起这个力量，清朝也没有建立起这个力量，晚清民初的努力同样没有建立起这样的力量。而在“五四运动”生成的那股重建政治秩序的力量给我们的文明中注入了力量，我们自保的能力强了，先是打赢了抗日战争，又在朝鲜半岛上与美帝国主义阵营打了个平手，在对外战争中，再也没有失败过。可以大胆地说，抗日战争大概就是在中国本土发生的最后一次战争。从此以后，中国本土不会再有战争了。那我们的文明就可以安安心心地发育成长了，甚至更进一步化成天下了。
总体上，经过五四运动以来的政治发展，我们实现了工业化，帝国主义已经不能对中国不能怎么样。在可预见的长期未来中，我们不会再经受猛烈的外部冲击了。我们已经有富强之美质，文之以礼乐，也即，继续推进文化复兴、重建，那就可以“致太平”，进一步“安天下”。所以，我们今天正处在一个美好时代的开端。我在七八年前提出“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命题时做出了这样的论断，这次疫情证明了这一看法是成立的。
作者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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